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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就是博尊龙

“没有家里人的帮助

  2004年张帆研究生毕业幸运地进入北京一所高校任教,刚刚从助教升为讲师,年前学校有了几个推荐名额,张帆名列其中。想去读博士奔教授,但又有一大堆的担心:教学任务太重,家里孩子还小,公婆上了年纪。

  张帆的困惑和担忧正是高校圈里妈妈讲师艰难境遇的一个缩影。事业上,她们正处在上升期,读书(读硕读博)、教学、科研都不能耽误。她们是教学上的主力军,正在往高一级职称的台阶上攀登;家庭中,她们又得担当主妇重任,上有老下有小,都得照顾周到。

  “本科生是黄蓉,女硕士是李莫愁,女博士是灭绝师太,那我们是什么呢?”就职于武汉科技大学的唐秋华感叹道。

  她得忙教书,有近400名学生等着她,一个星期要给学生上12节课;她得忙学业,她是武汉大学的一名在读博士生,今年同批博士中只有两个女生,学习机会来之不易;她得忙家庭,孩子才一岁多,爱人从事审计工作,因公长年在外,带孩子的重任自然落在她的身上。

  “白天当老师,晚上当学生,还要当妈妈。”对于这一阶段的忙,中国地质大学(北京)材料学院的董雪玲老师更是深有体会。2004年,董老师开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,又是工作又是读书,还要照顾家庭和孩子,时间实在不够用,丈夫也是在高校里搞科研,同时攻读博士学位,忙起来更是没日没夜。谁该是牺牲的一方?董老师和老公也吵过,但慢慢地,董老师想通了,“男人的确该有自己的事业”,只有委屈自己了。

  董老师承担针对全校工科生的“大学化学”,还有对本专业的“材料化学”,“有机化学”的教学,课多时每周十几节。早晨有课时,董老师往往头天晚上就准备好孩子的衣服,早晨6点不到起床,从家到学校,不堵车时,也要坐上一小时的公交车;下午一下课赶着接孩子,等她赶到幼儿园时,常常只有孩子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门口;晚上11点,等孩子睡着了,董老师的备课刚刚开始。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,“生活就像打仗一样”。

  有一年的时间,董老师需要在首钢、十三陵和学校之间奔波采集试样,5点起床弄点儿吃的,出门时,天还没亮,打车到雍和宫,再坐地铁到复兴门倒车到古城,再坐公交车到首钢焦化厂,再走10分钟到采样点。这时,首钢的工人们才刚刚上班。一个来回,花在路上的时间常常就是大半天。

  两年多过去了,董老师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初的线路,记得在采样点踏上中空的铁脚架时颤颤巍巍的感觉。那些回忆,透着紧张和酸涩。

  董老师感慨,业余生活是早就没有了,这几年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美美地睡上一觉。上大学那会儿,董老师爱唱歌,会跳舞,还拿过学校文艺表演的奖项。1.7米的个头,高挑身材,她一直是舞池里最绚烂的那道风景。而今,这样的日子只能留在梦里了。

  “累坏了身体累伤了胃,关键是孩子跟着遭罪。”妈妈讲师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。采访中,她们都有着这样的共识,自己再苦再累都没事,真正可怜的是孩子,操劳的是父母,亲情成了难以承受之重。

  像所有的母亲一样,提起自己的孩子,中国地质大学讲师徐柯健的眼睛里就闪烁出自豪的光芒:“我家的小毛头,虎头虎脑的,很帅气,蛮可爱。”徐柯健话锋一转,“但小时候真是吃了不少苦头。”

  别的孩子四五个月就可以吃辅食了,但徐柯健的宝宝非母乳不吃,徐柯健只好走到哪儿就把孩子带到哪儿。一次学校组织去海南考察地质公园,为了不错过学习机会,徐柯健带着6个月大的孩子千里奔波。遇上南国夏天的闷热,即便是棒小伙儿都气喘,何况是这么小的孩子,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,徐柯健每天硬是一手打着伞,一手抱着孩子在野外进行勘察。

  更让人感喟的是一次高原之行。那次徐柯健带学生去康定实习,快到的时候孩子突然发起高烧,一连打了几天退烧针,才渐渐好起来。离家那么远,高原的气候又不适应,徐柯健至今想起来都有些后怕。

  快要提交博士毕业论文了,这些天徐柯健每晚差不多12点才能回家。忙碌了一天,徐柯健常常一上床就把孩子拽醒,“让孩子在迷迷糊糊地亲亲我,就是这一天我最大的满足了。”

  说到孩子,王晓曦老师眼睛也有些湿润了。2006年10月,孩子出生了,第二年3月,王晓曦博士生笔试,两个月后,博士生面试。为了潜心复习,她把孩子交给了保姆,自己每天只负责喂几次奶。当时孩子还不满半岁,由于大部分时间跟随保姆,母乳吃得少而辅食吃得多,结果闹起肠胃病,5个多月大就开始拉肚子,时好时坏一直持续了两个月,正长身体的婴儿,体重却从19斤下降到16斤。一家人都吓坏了。孩子的外婆心疼地责怪:“把这么小的孩子折腾成这样,你哪像个当娘的?”

  操劳的还有父母。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李曼生下女儿后,按规定她本可以享受半年产假。2005年9月初,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同其他3个学院搬到了新校区,开学在即,她所在的政治学教研室承担着05级全校新生的“毛概”教学任务。如果她请假,其他的老师就得压上更重的担子。为了不给其他老师增加负担,她犹豫了一段时间,便下定决心:“去新校区上课,自己的教学任务自己完成。”

  专程来武汉帮她带小孩的父母理解女儿的性格,“没事,外孙女有我们照顾呢。”自从李老师来新校区上课后,父亲每天负责买菜、做饭,母亲负责给小孩换洗衣服、做吃的,陪小孩玩。半年时间里,李曼的母亲就因为体力不支,累倒了两次。尽管如此,两位老人从无怨言,做好女儿女婿的“后勤保障”。

  “没有家里人的帮助,真不知道那段日子该怎么熬。”而今,李曼想得最多的就是该怎么报答双亲。

  “不是我有多么‘要强’,要做‘女强人’,只是觉得学术处于积累期,不努力一把,以后想独立拿课题都难。”徐柯健对自己目前的忙碌状态也感到有些无奈。

  徐柯健介绍,教育部高校教学评估开展以后,高校评职称越来越难了,一般高校评副教授都要求必须拿到博士学位,而且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两到三篇;而不少高校对科研的重视也超过了教学,一般分配课题都是按照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式结构,“院士—博导—正教授—副教授”,分到讲师时,基本只能跟着研究方面相近、关系比较好点的老教授们捞点“残羹冷炙了”。

  北京一高校科研处的柯老师也表示,现在经常碰到企业送活儿来,一般都是点名要教授领衔。事实上,教授们哪里忙得过来,最后还不都是科室的讲师带着研究生帮忙弄完,但教授们就可以署名在前面,分钱拿大头。“不读书,不搞科研,讲师们永远只能是学术的最底层。”

  上海市妇联公布的一份《上海市优秀青年女科教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》显示,科教女精英工作时间长,教师中有38%的人每天工作时间在12小时左右;普遍处于亚健康状态,46.4%的人会经常感到乏力,24.0%的人感到情绪紧张。她们最大的困扰是深造和培训。40岁以下的青年女性要完成生育、哺乳等母亲的责任,影响到她们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提高。

  “学校不会因为你是妈妈,或是你在继续深造而减少你的工作量,时间总得自己去挤。”武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教授告诉记者,自己的一名女博士就因为时间太忙,教书读书照顾孩子,整天连轴转,等到博士一毕业,也累出了一身病,而今在学校只能是半养半休。他提出疑问,“女讲师为什么这么累,学校能不能在这一阶段少一点任务安排,书读出来了可以为学校做更多贡献,这时候累垮了身体以后怎么干好事业呢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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